在全民讲信仰，很多人把宗教和信仰混为一谈的时候，我首先和大家分享宗教和信仰的关系。这种观点我在很多公开场合也曾经多次发表。

宗教是信仰，但信仰绝不是宗教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，把信奉宗教当作信仰，那就是迷信！这里的信仰，它至少有三个维度组成：一是道德底线，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底线，包括法治意识、包括人的德行；二是人文伦理，既要臣服、也要敬畏，敬畏自然，敬畏天地伦理、人之常纲，以及对事物规律、社会体系的臣服；三是梦想与情怀，就是人们常讲的初心，做人的主心骨，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梦想，任何专业都是有天花板的，但有梦想的人，常常可以突破天花板的限制，突破任何专业的高度。共产党人讲的初心，便是有大爱和社会责任感的，这种大爱归结起来，也是我们常讲的“人民有信仰、民族有希望、国家有力量”！

其次分享我个人的初心与梦想。这个初心和梦想就是“中国人的乡村梦”。

5000年以来，中国人的文化、思想，信仰和价值观体系都来源于乡村，并在乡村的土地上一直传承。近100年以来，社会发展让我们断了文化的根，40年的经济发展让我们失去了土地，20年的科技发展让我们没有了生物节奏。在五年前刚刚回到农村的时候，看着满目疮痍的农村，面对被垃圾包围、重金属超标、化学污染严重的农村现状，不禁感叹“北上广深有多灿烂，中国的农村就有多腐烂。”

但是，任何城市化的进程都阻挡不了人们对自然的渴望，对乡村的怀恋，这就是乡愁。所以人们无论有多长时间的闲暇，总是希望回到自然里，回到村子里。因为只有在村子里，人们的灵魂才能安放。

中国农村的苏醒，就是文化和思想的回归，就是信仰和价值观的重塑。2018年，已经进入国家“乡村振兴”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年。30以后，当伟大祖国百年生日之际，也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完全实现之时，那时定会实现伟大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。

昆明郑和研究院

最后我代表昆明郑和研究会介绍一下郑和研究对今天会议的关联性。讲郑和首先要提到他的祖先，1254年前后来到云南任云南省平章政史的“赛典赤•赡思丁”。赛典赤是来哈萨克斯坦的波斯人，跟随忽必烈大军立下战功，元朝统一后，被委任云南省首任平章政史。赛典赤入滇，对于云南和中国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。首先，他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推行行省制度以来的第一位省长，因此被史学家称为“中国省长之父”；其次，他也是历史上首位把云南纳入中央版图的行政长官；最后，赛典赤把云南的行政中心首次从大理迁到昆明，使昆明城正式成为云南的行政中心。

另外，赛典赤对昆明地区的发展也有关键性的贡献，可以说“没有赛典赤，就没有如今的昆明城。他对昆明的贡献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：首先，他修建松华坝水库，彻底根决了昆明北部的水患，改变了冬季干旱，夏季洪涝成灾的恶劣环境，并且松华坝还在此后的700多年间为昆明城提供了最重要的饮用水来源，2007年云龙水库，掌鸠河饮水工程开通前，松华坝一直提供了昆明城90%以上的自来水供应；其次他疏浚海口河，使滇池的水位降低五米，才有了昆明城，否则如今我们熟知的董家湾、西坝等地不过是水边的湿地罢了；另外，他还组织沿昆明城东修建金汁河水渠，河水比昆明坝区平均高4.5米，沿线的无数水闸解决了昆明坝区的灌溉问题，使昆明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。

117年（1371年）以后，赛典赤的第六世孙马和出生。马和少年时期，沐英率明军攻陷云南，驻守云南的梁王被灭，包括马和在内的元朝贵族四散奔逃，少年时期的马和通过选秀方式进了皇宫，成了燕王朱棣身边的太监。1401年，马和在京郊郑家坝率领大军打赢关键一仗，辅佐燕王称帝，同年，马和被皇帝亲赐汉姓，改名“郑和”。1405年7月11日，受皇帝之命，郑和首下西洋，在此后的28年时间里，七次远渡重洋，创下了“七下西洋”的伟大创举，成为“影响世界的巨人”。

郑和七下西洋，比西方“哥伦布、麦哲伦”等航海家早了近100年，它的伟大发现，被后人总结为代表中华民族的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开创精神。同时，郑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仅被本国人民奉为民族英雄，同时也被全世界共同爱戴的开创者。主要原因归结于其七下西洋途中，“不占领、不侵略、不殖民”的精神和作风，最好地表现了中国人“和而不同”的优秀文化。在处理宗教事务方面，郑和也是世界的典范，他出身伊斯兰，但每次出海前，祭拜妈祖，被认为是崇尙道家的仪式，同时，他终身吃素，也被认为是佛教文化的践行者，不仅如此，郑和船队的的传教士们也在教区实现良好的沟通。

最后我们会重点提到郑和及其家族对“一带一路”的贡献，作为郑和的祖先，赛典赤从西亚来到中国，再次走通了陆上丝绸之路，这条路一直沿用至今；而郑和七下西洋，更是在历史上首次打通海上丝绸之路，其家庭成为“一带一路”的首创者。其代表中华族精神的“和而不同”更是现代版“一带一路”倡仪下最好的文化传播语言。